以男性深度醉驾者居多

    江苏省吴江市人民法院一年来受理186件醉驾案,该院刑庭副庭长沈丽统计每月受理情况后,没有发现案件有明显增减趋势。如去年后4个月和今年前4个月每月分别受理23件、18件、24件和10件；18件、17件、31件和20件。

    而福建省福州市台江区人民法院一年受理醉驾案10件,江苏省扬州市全市法院一年受理402件,呈下降趋势；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一年受理142件,呈上升趋势。

    从受访情况看,难以得出“醉驾入刑震慑作用明显,或者震慑作用正在延续”的结论。

    4地法院统计显示,醉驾者绝大多数为中青年,以男性为主,深度醉驾者居多。吴江法院审结的醉驾案中,被告人血液中的酒精浓度平均值为1.57mg/ml,大约为危险驾驶入罪标准的两倍。

    醉驾被查获的主要原因是发生了交通事故,扬州法院和朝阳法院受理的醉驾案件中,因交通肇事查获的分别占68.5%、78%。

    针对醉驾数量较多的情况,各地法院积极应对。朝阳法院醉驾案平均审理时间仅为6天。“我院建立了醉驾案件快审绿色通道,保障立案、送达起诉书、公告、开庭审理、宣判以及送达等工作依法及时进行；并指定法官专办醉驾案件,快速审结、均衡量刑。”朝阳法院法官辛祖国说。

    已判决案例大多为实刑

    “扬州全市法院已判决的402件醉驾案中,判处缓刑的仅20件。”扬州中院副院长姚宏斌告诉记者,扬州法院对发生交通事故致他人受伤或者较大财产损失,尚未构成其他犯罪的等7类情况,一般不适用缓刑。

    据了解,吴江法院审结的186件醉驾案中,仅1人被宣告缓刑；而朝阳法院和台江法院,全部判处拘役,无一例适用缓刑。且上述4家法院均没有免予刑事处罚的醉驾案例出现。

    姚宏斌表示,醉驾入刑的立法背景为醉驾呈高发多发态势,危害严重,人民群众反应强烈。在这样的环境下,法院在刑罚裁量时必然会充分考虑从重。

    “目前,醉驾行为仍然大量存在,必须依法严厉打击,刹住歪风,待醉驾行为有所减少后,可对情节轻微、对社会危害性小的适用缓刑或者免予刑事处罚。”台江法院刑庭法官张桂泰说。

    “在吴江法院审结的醉驾案件中,无一起案件上诉,服判息诉率为100%。”沈丽告诉记者,主要原因在于该类案件判处的刑期较短,且事实清楚,被告人都自愿认罪。

    出台司法解释规范量刑

    在审理醉驾案时,辛祖国深感存在两大难题:强制措施法定羁押时间过短影响审判；受害人可否提起附带民事诉讼并无明确法律规定。

    “醉驾刑罚幅度虽仅在拘役1至6个月之间,但目前量刑标准仍不完全统一。”扬州中院刑一庭庭长单华东说,有的情节相似的案件,在不同地区的量刑结果有明显区别,有的是在同一地区对不同情节的案件量刑却基本一样。

    醉驾量刑的问题,同样让沈丽感到“头疼”。因为犯罪情节各异,有的判1个月太轻,判两个月又太重,实践中出现了1个月15天、两个月15天的判法,“但各地做法又不统一,导致判决的不严肃性”。

    沈丽和单华东都认为,亟待司法解释规范醉驾案量刑。

    “应理性、谨慎、有步骤地调整、转变对醉驾案的司法政策和司法导向。”单华东期望,通过司法解释进一步对醉驾案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:公安机关对醉驾进行侦查后,可依法作出适当的实体性判断和处理,决定是否移交检察机关审查起诉；如移送审查起诉的,检察机关亦应依法进行斟酌处理,决定是否向法院提起公诉；对提起公诉的,法院根据刑法规定作出相应判决。（周斌）

 办案时间紧张等三大难题考验检察机关

酒驾案移送检察后强制措施迥异

    刑法修正案(八)给醉酒驾驶这匹“野马”套上笼头一年来,各地检察机关严格依法办案,对顶风作案的醉驾者一律提起公诉,严厉打击了危险驾驶行为。

    记者采访北京、浙江、广东等多地检察机关发现,在查处酒驾案件中,检察机关面临办案时间紧张、刑事强制措施和证据标准尚不明确三大考验。

    检察院最快“一天诉完”

    醉驾的最高刑罚是拘役,不适用逮捕,因此公安机关在立案后一般采取的强制措施是刑事拘留。但是刑事拘留最长只有7天,如果不改变强制措施,公检法走完所有程序就非常紧张。

    “一般来说,公安至少得两天,为了给法院留足时间,检察院尽量要在一天内办结。”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检察院公诉一处处长温占辉解释说。

    其他地区的情况与北京大同小异。据浙江省杭州市人民检察院公诉二处处长陈平祥介绍,为保证及时完成该类案件的诉讼进程,杭州市检察院与公安、法院一起确立了轻刑快审的“3+2+2”模式:即对被查获的醉驾者,公安在3日内移送审查起诉,检察院应当在两日内公诉到法院,法院在最后两日内作出判决。

    这样一来,如何在极短的时间内保证案件质量就成了检察机关面临的首要难题。

    广东省广州市人民检察院在公安机关移送审查起诉后,根据犯罪嫌疑人一般都认罪服法的情况,公诉部门基本上适用简易程序办理该类案件,有效提高了此类案件的办理效率。

    北京西城检察院将醉驾案作为特殊案件处理,交给专门办案组集中办理,同时与公安、法院联动开辟绿色办案通道,并实行检察机关提前介入办案模式。

    强制措施各地做法不一

    记者了解到,酒驾案件移送到检察院后,因地区差异,各地所采用的强制措施大不相同。广州市检察机关在移送检察院审查起诉的同时改变强制措施,全部改为取保候审。北京市检察机关则保持刑事拘留的强制措施不变,而在杭州,则由法院改变强制措施决定逮捕。

    大多受访人士表示,醉驾的人身危险性比较轻,将刑事拘留改为取保候审足以防止发生社会危险,其好处不言而喻。

    但温占辉的观点同样具有代表性。在他看来,检察环节适用取保候审有可能影响对醉驾的打击力度。“几年前成都孙伟铭案、南京张明宝案的惨状依然历历在目,在危险驾驶罪实施初期,醉驾行为仍未得到根本好转的情况下还是应当做到执法必严,确保法律效果的实现。”

    记者从广州市检察院了解到,有的酒驾犯罪嫌疑人取保候审后,当检察机关按照法律程序需要讯问犯罪嫌疑人时,会出现通知犯罪嫌疑人到案难的情况。

    证据问题全靠实践摸索

    “醉驾入刑”后,一些酒驾司机为逃避处罚,紧闭门窗,躲在车内,任凭交警如何劝说也不出来,持续数个小时；有的司机停下车后,先狂饮一瓶矿泉水；有的干脆拿起随身携带的酒狂饮,说自己是停了车后喝的酒。

    这些疑难案件中,证据能不能收集齐全对执法部门来说是个很大的考验。

    据温占辉介绍,血液中的酒精含量、认罪态度、醉驾造成的后果、是否配合侦查等等都会影响量刑。然而,由于迄今为止有关部门并未出台细化解释,证据问题只能依靠办案机关在实践中进行摸索。

    陈平祥指出,现场执勤的情况、现场执法录像、执勤民警证言、科学检验、鉴定结论,假如有同伴,还应当向同伴取证,这些均能够加强证明酒驾原因。如果已经造成人身、财产损失,需要对损失进行鉴定。

    他还特别强调要注意取证的合法性。在现场,可能会有酒驾司机反应失控,理性、平和、文明执法就显得非常重要。公安机关应该充分利用好这个机会,体现取证的合法性。（李娜）

    最高法将出醉驾案司解

    记者1日获悉,最高人民法院近期对全国法院审理醉驾案件进行调研,将出台相关司法解释。

    据了解,自去年5月1日刑法修正案(八)实施以来,全国法院审理了大量醉驾案件,仅浙江省至今年3月就受理涉危险驾驶罪案件4800余件。

    各地法院与公、检机关及时沟通协调,在确保案件质量的前提下,努力提升审判效率。一些法院开通绿色通道,确保案件在一周左右审结。此外,各地法院积极到广大农村组织巡回审判和公开宣判,加大教育力度,适时召开新闻发布会公布典型案件,宣传打击成果,使严禁醉驾理念深入人心。

    多地法院法官表示,当前醉驾案件审理中存在量刑过重、量刑不统一等诸多问题,期待尽快出台司法解释予以解决。（周斌） 刑法修正案(八)和修改后的道路交通安全法自去年5月1日实施以来,至今整整一年。记者1日从公安部交管局获悉,2011年5月1日至2012年4月20日,公安机关共查处酒后驾驶35.4万起,同比下降41.7%,其中,醉酒驾驶5.4万起,同比下降44.1%。一些省市,如北京、上海、浙江查处的酒后驾驶和醉酒驾驶数量较上年同期下降幅度达50%和70%以上。